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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法律是统一的


  原文作者:刘小明,足球产业律师,中国足球协会球员代理人,国际球探协会会员,国家足球二级裁判员

  近日,足协对《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进行了修订。修订要点包括业余球员全年可转会、球员不满18岁不得签订工作合同、增加女足俱乐部国内培训补偿费用标准等。但足协的注册工作大会尚未结束,一系列敏感政策已经引发巨大争议。我们在此仅对《修订意见第三条》进行讨论。

  对原《实施意见》第一条中“只有年满16周岁以上的球员方可进行国内转会的例外条件”进行调整,取消原规定中“新转入球员单位应提供球员监护人在新单位所在城市至少6个月以上的社保或个税缴纳证明、凭证或者记录文件”,但为保证球员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仍保留需提供球员在新单位所在城市学籍证明的要求。

  第八章“未成年球员保护”第五十九条“只有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球员方可进行国内转会”。但四种情况例外中的第二种为:

  ——2.球员的监护人因与足球无关的原因搬迁至新单位所在城市,且须提供以下证明:

  将上述例外规定中的“工作证明”调整为“社保凭证或个税缴纳证明”,即“新转入球员单位应提供球员监护人在新单位所在城市至少6个月以上的社保或个税缴纳证明、凭证或者记录文件”。

  国际足联相关规程中“未成年球员的保护”规定“只有18周岁以上的球员方可进行国际转会”,但三种情况除外:

  2、转会在欧盟(EU)内或欧洲经济区域(EEA)内,球员在16至18岁之间,且新俱乐部必须履行以下义务:为球员提供国内最高水平的足球教育或训练;须保证球员接受文化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在结束职业足球生涯后仍可从事其他非足球工作;提供所有必要安排确保球员受到尽可能最好的照顾(包括提供当地家庭或俱乐部里的最好的住宿条件,在俱乐部安排辅导员等);

  3、球员住在离国境不到50公里的地方,而球员希望注册的毗邻协会属下的俱乐部也距离边境线公里内。球员的住所和俱乐部的所在地之间的最远距离为100公里(这种情况下,球员必须继续住在家里,且有关的两个协会必须明确同意)。

  由于青少年球员成长的特殊性以及对于足球运动发展的重大意义,国际足联以及中国足协对于青少年球员都有专门的保护性规定,这既是对青少年球员及其监护人的保护,也是对足球青训秩序的保护,对一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作用。

  所以,《中国足球协会球员身份与转会管理规定》(足球字〔2015〕649号)(简称《转会规定》)专门在第八章对“未成年球员保护”进行了专章规定。其中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只有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球员方可进行国际转会”,同时规定了“三种例外”;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只有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球员方可进行国内转会”,同时规定了“四种例外”。

  2018年1月31日中国足协公布的《中国足协关于调整青少年球员转会与培训补偿标准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也强调的是“加大对未满16周岁青少年球员国内转会的管控力度”。这里体现的政策动因和基本原则、根本精神是“未成年球员保护”。

  上述调整意味着不满16周岁的球员进行国内转会以及首次非户籍地注册,均必须由新单位向新协会提交新城市的“球员学籍+监护人6个月以上社保或个税证明”。显然,从工作证明到社保、个税的政策转变,体现了足协对于青少年球员转会中的乱象进行治理以及保护青训秩序和青少年球员权益的思路和精神以及进步意义。

  为了吸收优秀的青训苗子,个别青训机构/俱乐部不惜代价为小球员办理转会和注册手续,既造成了原有青训机构优秀小球员的流失,也导致对本地青训小球员发展空间的挤压,从而造成青训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衡,对中国足球的长远和整体发展是不利的。由于过去的“工作证明”非常方便开具,导致注册及转会要件形同虚设。虽然“社保证明”同样对于急于引进青少年球员人才的青训机构/俱乐部来讲,似乎也不是问题,但是毕竟难度增加不少,而且法律意义存在重大区别。“社保证明”虽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比“工作证明”更加有利于管控青少年球员的转会。

  过去的青少年球员国内转会,虽然也有学籍要求,但许多有名无实,甚至小球员们就根本不在学籍所在地,造成我们的小球员不能接受法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既是家长们的痛,也是中国足球青训的弊端,这既不利于小球员们以后的非职业足球之路,也不符合青少年球员头脑和思维的开发规律,对于中国足球的发展有弊无利。

  青少年球员具有自身特殊的成长规律,家长的监护以及稳定的环境非常重要,而且青训本地化与国际足联的规定以及发达足球国家的实践经验也是相符的。目前,由于许多青训机构/俱乐部的青少年球员外地来源非常多,导致许多问题,俱乐部管理又跟不上,家长们又无可奈何,弊端显露无疑。而且,从足球文化建设和足球资源利用角度出发,青少年球员的本地化才有利于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本地足球苗子的成长,才符合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长远利益。

  应该讲,原《实施意见》的初衷是积极的,也符合国际足球发展的规律以及国际足联的规则精神,但也存在着无法尽善尽美的窘境。

  按照《原实施意见》中的“所在城市”表述,应该是俱乐部所在城市地区范围。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些地区缺乏青训或者良好青训,能不能到临近的青训机构/俱乐部接受足球培训?建议足协调查研究增加一定程度的跨区域青训条款,保障小球员的青训需求。也可以在现阶段扩大至“俱乐部所在省级范围内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随着青训的普及和提高,再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刀切的“所在城市”限制条件实践中会产生某些困难。

  对于青训特别贫瘠地区的真正有潜质的好苗子,“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并不能阻碍其发展,因为小球员完全可以选择诸如中国足球学院、恒大足校、鲁能足校、富力足校、绿城足校、马明宇足校等等各地的足球学校满足其足球和文化的成长需要。

  3、为满足“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要件,俱乐部为心仪的青少年球员的监护人提供工作、住房等条件,是否属于规避政策、暗箱操作的违规行为?

  这个问题必须辩证地分析和处理。首先,国家的法律是统一的,任何公民都有自主择业的权利。俱乐部为青少年球员的监护人提供工作、住房等条件并不违反任何法规(排除违法操作);

  其次,监护人必须真正工作和实际居住。“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小球员不离开监护人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小球员的健康成长,也是落实《义务教育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重大举措。所以,对于真正随监护人迁移的小球员转会应予以支持;反之,脱离监护人的、规避政策的违规行为应予以反对;

  再次,对于大规模异地非户籍省份小球员转会的俱乐部实施正当体育理由调查,如果既能保障小球员权益又不损害足球发展正常竞争秩序,则可以予以转会批准。

  所以,青训机构/俱乐部梯队建设的合规性至关重要,中国足协应该加强的是注册和转会方面的良性监管,而不是因为某些不完善就予以否定。

  《修订意见第三条》比《转会规定》更为简单,只要满足学籍要件即可办理转会。由于校园足球的政策支持以及火爆发展,除了京沪深等少数发达地区外,学籍要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几乎等同于自由转会,俱乐部之间的意志将占据主导。该《修订意见第三条》存在以下风险:

  如果说原《实施意见》中“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的条件还能让俱乐部更多的考虑本地小球员的话,这个要件的取消则打消了俱乐部的顾虑,青训思路又回到了原《实施意见》之前。俱乐部更加容易地会从全国各地挖掘小球员加入俱乐部,急功近利、无序竞争的现象将继续上演。实力强大的俱乐部将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小球员,中小俱乐部特别是梯队建设经验不足的新生俱乐部将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强弱不一、一家独秀的格局伤害的是足球内在的竞争规律以及足球魅力,最终不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

  如果说原《实施意见》中“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的难度还能让俱乐部有所考量从而更多的考虑与社会青训机构合作的话,这个要件的取消则打消了俱乐部的顾虑,俱乐部既方便引进外地优秀球员加入从而使得社会青训机构无法留住好苗子,同时又降低了本地社会青训机构的合作机会,也将进一步挤压本地青训小球员的发展空间。这对于本地青训系统的建设以及足球文化和产业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如果说原《实施意见》中“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的条件还能让监护人尽力考虑对小球员的监护的话,这个要件的取消则直接把小球员交给了俱乐部。这既会增加俱乐部的管理成本和负担压力,又提高了小球员的成长风险。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监护人和俱乐部双方的合力才能构筑起保护未成年球员成长的防火墙,才有利于中国足球的进步和俱乐部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着“未成年球员保护”的原则、遵循国际规则,吸收世界足球发展的经验,原《实施意见》中“社保证明或个税凭证”由于执行规避导致形同空文从而予以取消的方法和政策调整值得思考,在此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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